庚寅荷月 书法与诗词

宋代词人列传之 陈与义

陈与义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绍兴中，历官至参知政事。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有《简斋集》、《无住词》。
　　
　　【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后人将他归入江西诗派，其实他的成就已不仅仅能为江西派所牢笼，比他稍晚的诗人刘克庄评价他：“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在南渡诗人之中，他的词作是最少的，仅存十八首，却是以质量胜，并不以数量次于人后，同时代人推崇为：“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他的词作特色就是“吐语天拔”、“首首可传”，似东坡却又非刻意学东坡，自有一种清婉俊丽之美。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被人认为“逼似大苏”的作品，就是这一阕《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的词集题为《无住词》，集名从他晚年所寓居的湖州青墩无住庵而得，庵名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陈与义受佛道两教浸淫颇深，一生中遭遇国破家亡、仓皇南奔的流离之苦，在南宋又经历宦海浮沉，心境更易流入空寂之门。他的词大都是晚岁以疾请任临安府洞霄宫提举，居青墩镇僧舍之后所作。“午桥”在洛阳之南，为唐代名相裴度退隐后的别墅绿野堂旧址，裴度当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等名诗人觞咏雅集于斯，陈与义年青时期也与朋友饮宴于此，“坐中多是豪英”，虽只淡淡一笔，却可想象当年诗酒欢聚之乐。二十余年之后，已是天翻地覆，故乡洛阳沦陷金人之手，旧游风流云散，宁静恬美的故园之乐，早已不复存在，这恍然一梦，也是包含着多少痛苦流离的噩梦吧？梦后一切化作虚无，只有自己这一身尚自凭吊旧事，“堪惊”者，惊的是今昔对比、世事翻覆，还是劫后余生、心态沧桑？这一切的情绪，又被他以更广阔的境界来开释：“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从古至今，有多少这样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也不过落得后人山林闲话。最后一句极沉郁又极开阔，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与人事无常的喟叹，一下子凸显出来，后来《三国演义》卷首词中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即是从这里而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劫难，却从来没有被苦难所压垮所吞噬，除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外，这种超旷从容的气度，永远向前看、放大看的豁达心态，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词中静谧优美的境界，也正是陈与义南渡之前的生活写照，他的家族世代书香，交往名流，曾祖陈希亮比苏轼的父亲还要长一辈，却与苏轼关系甚笃，苏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却独独为陈希亮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古之遗直”。而称亮的幼子陈慥（也就是陈与义的叔祖），字季常，号方山子、龙丘居士，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苏轼为他赋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正是后世“河东狮吼”故事的男主角，小说戏曲以至于当代影视剧中都有改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陈与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走的自然是最寻常的求学入仕之路。他是个早慧的少年，在儿童时就已经能“作文辞，致名誉”，十七岁时入太学，七年后（政和三年 1113）毕业于太学上舍甲科，授开封府教授，正式踏上仕途。这一段时期，正是徽宗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穷奢极欲，国势日颓的转折期，“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四岁的陈与义甫踏入官场，所遇便是这么一副景象，这使性格内敛的他一开始就产生了消极的看法，所以在诗集中他进入官场后第一首诗，即有了盼望弃官归隐的念头，这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而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抑郁消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他早年即已奠定。
　　宣和五年（1123）的时候，在官场中已做了十年小官的陈与义终于有了第一次际遇：他曾经作过五首《墨梅》诗，徽宗读后赞不绝口，立刻召来面试，倾倒于陈与义的诗才，竟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便即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一直擢升到符宝郎。陈与义从此进入朝堂之上，起缘又为诗才为皇帝赏识，这在文人心目中可谓是最高的荣耀，自此诗名大振。然而世事祸福难分，因为将陈与义的诗作呈上徽宗的是著名的奸相王黼，次年十二月，王黼在权势倾轧中败下阵来，被罢相免职，陈与义也受到了牵连，贬谪到陈留做了酒税官。上任未久，靖康之乱爆发，中原陷入战火纷飞，陈与义虽是卑官散职，却也经历到战乱的冲击，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涯。
陈与义的流亡经历五年，身行万里，途经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诸省，从靖康元年开始，一直到绍兴元年，才抵达会稽行在，也就是投奔到了南宋政权的临时中心。他的避难路线其实与当时千万百姓一样，东奔西走，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顿自己的小家，途中多少次遇上兵火交困，仓皇转移，“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这样的时候，想必难民们对这句话都体会良深。这期间陈与义作了大量的诗，可谓是南渡百姓血泪凝成的避难实录，奠定了他身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与义、陈师道）的基础。也在这样的磨难下，他才真正领会到了一直所景仰学习的杜诗的精髓，正如钱钟书所说：“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宋诗选注》）
　　在避乱期间陈与义偶也作词，他携家南渡后有一段时期流落湖南，在衡山遇上同样南渡避难的朋友席益，次年陈与义与之分别，饯别时写了一首《虞美人》词：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
　　吟诗日日待春风。
　　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乱后聚首，乱中分别，彼此见面已是不期而遇，一别之后又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相见。乱世之中的分离，带有太多的怆然悲怀，与太平时期迥异。陈与义在南渡后的诗作直面人间苦难，抨击朝政，曾经和着时代的强劲脉搏，发出“庙堂无策可平戎”的愤激之音，词作却依旧注目于一己情怀，乱世的苦难淡化为一个背景，这既是他并不以词为专业，“余力作词人”的缘故，也似乎隐含着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绪，还是偏重于文人心性而非政客胸次。
　　陈与义到达会稽投奔南宋朝廷后，即得起用，成为他一生仕途的第二个高峰。据说这也因为他的诗名而来，宋高宗曾读陈与义诗，极喜其中“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联（《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因此对他青目有加，一再擢拔，使他成为南渡诗人中仕途“最为显达”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在这一段安居为官的时期，陈与义却并不快乐，在流亡途中他的忧时报国之志，在官场中却渐渐消磨。甚至在战和之议上，他的态度也不再鲜明积极，不免令人失望。
　　绍兴七年正月，陈与义参知政事，这时朝廷中丞相赵鼎是主战派，提出“中原有可图之势”，劝高宗立即进兵，不然贻误时机，日后后悔莫及。高宗一心只图苟存，生怕开战影响自己偏安江南的局面，推托道：“现在徽宗的梓宫（灵柩）与韦太后、钦宗皇帝都未归还，若不与金议和的话，就再也没有要求归还的余地了。”陈与义说：“要是议和能够成功，岂非比用兵更好？万一不成，用兵才是必不可免的。”他这话说得颇为模棱，却显然是将“和”置于“战”之上，附和了高宗的心意。陈与义这样做，后人认为是由于他在徽宗朝亲历过权臣倾轧的牵连，尝过苦处，所以一心想“立朝无所附丽”，就连遇上这种是非问题，也只是“微示端倪，终不正言极议。”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说是全错，却也不能让人赞许。其实，陈与义的个性较为软弱平庸，也较为与世无争，他能学苏轼的超逸，却不能学苏轼的刚正，以至于后人批评他：“文人论事，全无实用，而徒于诗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终为浮声空响耳。”（张佩纶《涧于日记》）虽然有些过贬，但陈与义的确只是一个寻常的文人，有爱国心报国志，却不能也无法落实。
　　陈与义在高宗朝虽然仕途平稳，却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不但主战主和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中也颇有分歧，两个主要的抗金领袖张浚、赵鼎意见不一，陈与义与张浚关系密切，故为赵鼎所不喜，也曾予以排挤。当赵鼎主张用兵时，陈与义执两可之论附和高宗，未必不由此门户之见而起。在之前的绍兴三年，陈与义也曾因同僚吹毛求疵，挑剔他起草的制诰用词不当而惶然待罪，只是由于高宗偏护他才得到开释。陈与义的弟子叶懋字天经，早年与义劝他入仕，叶天经不答，等到陈与义参知政事后，“动见格于执政，气抑抑不得伸”，这才叹息说：“我如今才知道天经的高明啊！”必须谨小慎微的为官环境，使他压抑不畅，在未满五十岁时就一再以病乞归，终于在绍兴八年退归，做了提举闲职，寓居湖州青墩无住庵。《无住词》十八首。多于此时结撰。他较晚的词作是另一首《虞美人》：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
　　病夫因病得来游，
　　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长恨拏舟晚，空见残荷满。
　　今年何以报君恩，
　　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
　　
　　词前有小序，说他曾在甲寅岁（绍兴四年，1134）出守湖州时路过这里，时已秋深，道中荷花已一朵不存。到次年乙卯重来，是立秋后三日，只见满湖荷花盛开，舟前舟后，有如朝霞相映，一望无垠，遂记之以词。他终于得以脱离官场时的心情如此欢快，即使是“病夫因病得来游”，病也似乎成了一件美好的事。繁花相送他所去的青墩无住庵，是他一心孜孜以求的清净田园，也是他人生的终点所在。大约在其内心深处，他从始至终只是一个渴望太平岁月、安闲生涯的诗人而已。

庚寅杏月 书法习作

两三竿竹见君子 十万卷书思古人

己丑暮春习作几幅：

中国核武器之路 zt

中国核武器之路

撰文 胡思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院前院长）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铸造自己的利剑和盾牌。1955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创建中国自己的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在国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确定了12项发展重点，原子能技术被列为首位；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开了核武器研制的序幕。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今天，我国已拥有了一支精干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力量。

原子弹教学模型复算了九次

中国核武器起步之时，没有更多的技术基础，只有1954年—1955年先后建成的一些加速器和反应堆。

那时，无论是从各方面调来的科技专家，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人，都没有搞过原子弹，对如何处理科研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关系也众说纷纭。九局及时作出决议，提出“以任务为纲，任务带学科”、“边干边学，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针。以朱光亚、邓稼先为首的技术业务领导，很快把任务总体进行分解，按大的学科安排了主攻方向。

以理论设计为例，环绕原子弹的物理过程，分解出炸药爆轰、内爆物理、中子输运、状态方程、计算方法等几个方面，分头组织人力攻坚。同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努力掌握相关学科发展前沿，结合当时的实际，鼓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对遇到的问题，不仅要求知其然，而且要尽量知其所以然。

1960年7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图纸和资料。中国研究人员仅有的资料只是苏联专家向宋任穷等几位部局领导讲解原定提供给我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时记录下来的一些数据。而对于从未接触过原子弹研究的中国研究者来说，这无异是本“天书”。

为了熟悉和掌握设计技术，邓稼先带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天书”进行了复算，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编者：本文作者当时担任理论部状态方程组组长）。那时使用的计算器起初是手摇的，稍后才是电动的，但计算器的数量不多，速度也很慢，所以计算只能采用机器不停、人员三班倒的做法。每一班8个小时摇机器，8个小时把计算结果画在图上。复算过程开始比较顺利，但算到某一关键位置时，发生了计算结果与苏联专家介绍不符的情况。由于计算方法、公式、参数都是我们自己摸索确定的，这让我们不得不反复考虑所进行的计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哪里出现了疏漏？

参与指导研究的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都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对结果进行审议，提出不同的分析意见和疑问；直接从事计算的年轻技术人员则尽量详细地解释自己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辩论往往很激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要持续好几天。在提出一些改进条件之后，又开始新一轮计算。这样的计算反复进行了九次，结果都差不多。最后，年青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用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判定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有误，才使复算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虽然这个事件多花了我们半年多的时间，但反复计算的过程，也使我们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扫清了设计原子弹的障碍，熟练掌握了特征线计算方法。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国自行设计的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成形了，理论设计部门的学科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1964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两个月后，氢弹原理性试验爆炸成功。又过了半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年零八个月:从原子弹到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五个月，前苏联用时四年，英国是五年零六个月，法国则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

我国氢弹研制的迅速突破，得益于技术上的未雨绸缪。在原子弹成功前一两年，钱三强等核工业部领导就觉得氢弹的探索应该及早安排。为此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后来扩大到四十余人的研究室，负责开展氢弹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准备。1963年底，原子弹的方案刚刚完成，这个队伍立即整体转移到核武器研究所，在统一的指挥下，迅速展开规模更大的氢弹攻坚战。

为了掌握氢弹的内在物理规律，当时还是青年的黄祖洽、于敏和周光召同志在老科学家彭桓武先生的指导下，各领一支队伍,分路探索。他们运用“矛盾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分析内因入手，即先初步掌握点燃热核反应并使材料充分燃烧的温度、密度条件和相关规律；再研究外因，即如何利用原子弹产生的能量提供实现热核爆炸所需的外部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就明确了技术攻关的重点，为迅速掌握氢弹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技术突破的过程，同样也是发扬学术民主、激励群体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生动典范。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讨论，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专家们经常结合典型的计算结果，给大家作详尽的分析报告，报告厅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就在大食堂里讨论，听众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在桌子上，谁有好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通过计算检验。那时候确实很难一下子判断某一个设想行还是不行，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是对的，实际上大家都在摸索逼近氢弹的道路。当通过计算分析最终发觉某一个设想确实走不通时，那就干脆放弃，另辟蹊径。人们不断地提出设想，又不断地否定和更新，不断地逼近氢弹的目标。

终于，在这场群体攻坚战中, 于敏同志率领的几十个人的小分队，在上海率先牵到了氢弹的“牛鼻子”，并很快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经过理论部的反复讨论验算，方案更趋完善，又在各方面（设计、实验、材料、生产、测试设备、试验场地）的通力合作下，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氢弹的核试验。有人推崇于敏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总是谦虚地说，这是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的成果。彭桓武先生用一副对联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学术民主和举国支持

在五个传统核国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中，我国进行的核试验次数最少（虽然英国试验次数也很少，但它与美国有技术合作）。只通过少量的核试验设计出先进的核武器，不仅要求科技人员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强烈的创新意识，还要求他们善于抓主要矛盾。在制定核试验规划时，我们总是根据军事需求，抓住主要矛盾，确定合适的奋斗目标，科学地进行技术分解，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对每一次核试验，在战略上要求有较大的技术进步，在战术上力争使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措施有较大的可信度，保证试验有尽量高的成功率。

而且，在两弹研制中，从一开始，就比较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畅所欲言、平等讨论、有利于鼓励创新的学术气氛，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高度激发出来。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对培养年青人的科学素质有重要作用。不但使大家坚定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搞出核武器的自信心，专家们精湛的分析能力、巧妙的粗估方法、深厚的学识功底、谦逊的求知学风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学习榜样，这种氛围一直保持到今天。

同时，以我国当时的技术经济基础，要自己动手，从头进行核武器研制这样高度复杂、高度综合性的大科学工程，必须得到兄弟部门在人员、技术、新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设备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得到了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矿企业的通力协作。核武器中使用的高能炸药就是与科学院兰州化学所、五机部西安三所合作研究成功的；特殊的电子元器件是依靠电子工业部所属研究所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是科学院系统研制的。首次原子弹试验所需的1,000多台（套）测试设备和仪器，都是科学院、高校和有关工厂合作研制生产的，97%的测试仪器运作正常，获得了准确的数据。

研制氢弹时，在计算机上逼真地模拟氢弹中各种复杂物理过程的工作，不仅促进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动力学、热核反应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还大大推动了我国计算机、计算数学、计算物理等学科的发展。事实上，当时我国自行研制的速度最快、科学计算性能最好的计算机，第一个用户都是核武器研究所。有关实验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得到了推动，包括核辐射的精密测量技术、光电子和微电子技术、雷达和引信技术、特种材料科学和工艺、核试验工程技术以及反应堆、加速器、激光器等。

中国核武器现代化：保持有效的核反击力量

“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对发展核武器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中国从不参加核军备竞赛，也从不在国外部署核武器；中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核政策，也是指导中国未来战略力量规划遵循的原则。四十多年来，尽管国际形势有很大变化，中国国力也有很大提升，但我国一直坚持这项核政策。这个“顶层设计”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与中国领导层对核武器、核战争、核武器对国家安全作用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有关，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基本国策的一贯性相符合。

中国领导人一贯认为：核武器的破坏力巨大，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不是万能的，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核武器的作用应仅限于威慑对手的核进攻；中国采取防御性核战略，核武器多了没有用，规模仅仅保持在自卫所需的最低水平。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彻底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是中国的目标。

这些理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也会是形成中国核政策的根本依据，因此，中国坚持由来已久的核政策是理性的、是可信的，绝对不是一种宣传和权宜之计。

中美两国的核政策不同，战略力量相差悬殊，尽管“都正在进行战略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但两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战略意图、内涵、规模、技术途径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核武器现代化在中国核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坚持自卫反击原则、不搞军备竞赛，具有以下的特点：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需要简单地依靠增加数量的办法来实现；中国为核武器的安全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中国战略力量现代化的投资强度将限于很低的水平；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将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允许的框架内进行。

中国核武器要承担起遏制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的任务，必须不断确保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有效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会随时间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必须不断对核武器实行现代化。

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可靠性、安全性、生存能力等。之所以要提高改进这些性能，有的是受核武器本身的变化所制约——如核武器中材料的老化，这是所有核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与核武器的数量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的也与国际核态势和国家安全环境有关。

在影响中国核武器发展和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中，当然也有美国的因素。众所周知，当年正是美国军政要员对中国人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核威胁，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2002年，美国国防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把中国纳入了“可能卷入紧迫或潜在突发事件的国家”，并把“因台湾地位出现的军事对抗”列为准备应付的紧迫突发事件。这表明美国政府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存在偏见，对中国核政策也充满疑虑。

事实上，中国不愿与任何国家为敌，也不愿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只是为了遏制他国可能的核攻击。但是，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目标的能力，表面上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所为，客观上却肯定会削弱中国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必然引起中国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中国在核武器现代化方面作出一些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反应将遵循中国既定的核战略方针的指导，绝对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中国科学家将密切关注反导系统部署的进展，客观、科学地评价它的效果，然后提出合适的对策建议。

《环球科学》2007年第12期

宋代词人列传之 晏几道 zt

　　

　　晏几道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人。晏殊幼子。曾监颍昌府许田镇以及任开封府推官等小吏。工词，与其父合称“二晏”，有《小山词》传世。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殊生前是太平宰相，富贵闲人，然而身后家业却不复赫显，《宋史》上对他后人的记载只有“子知止，为朝请大夫。”对他其余的儿子更不置一词，连词史上与父亲齐名的晏几道都俨如无有，未免让人觉得不公。但古代本来就视词曲为小道，不及诗文为文章正统，官方修史摈弃也是常理。好在除了官方话语系统之外，我们还另有文学评论的尺度，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因为晏几道一生落拓不遇、官职卑小而吝于给他应有的赞誉，后人甚至欲以他们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晏几道是晏殊的幼子，又有一种说法是第七子，不知是否确实，不过同时前后有几个词人都排行第七，前有奉旨填词的柳七，后有“山抹微云”的秦七，中间再增一个可以“追逼花间”的晏七，倒也是一种有趣的佳话。出于一种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的心理，总想寻找一点有关晏氏父子之间的逸闻，毕竟一个家庭中出了这两位填词高才，难免想知道他们的互动如何，遗憾的是，却始终没见着有关他们父子的交流记载，哪怕是最无聊的生活琐事也没有。猜想大约是由于晏殊的儿子太多，而晏几道又出生于他的晚年（很可能不是嫡出），遂不曾关注到？但黄升《花庵词选》中记道，庆历年间宋仁宗为了庆祝犯罪率下降，在宫中举行宴会，特召晏几道作一首《鹧鸪天》演唱，那时应该是晏殊还担任宰相的时候，晏几道还未成年（他的生年另一种说法是1040年左右，在晏殊罢相之前才三四岁，这个故事就根本不成立了）。宫中宴乐要让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填词，一方面是由于其父显赫官位，另一方面应该就是他当时已有才名。但人生际遇有幸有不幸，这个相门子弟没有象一样是幼年即有“神童”之誉的父亲那样官运亨通，却仕官连蹇，仅做过低层小官吏，到晚年甚至到了家境贫寒、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生长于富贵之家锦绣丛里，却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其间的反差可谓是一落千丈。全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使他不可能象父亲一样在词中显得闲适从容，却表现出另一种风貌来。
　　
　　后人对晏氏父子词的高下之分，也有不同的看法，况周颐《蕙风词话未刊稿》里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将花作比，杏花自然要逊于花中之王牡丹，叶嘉莹也认为小晏词不及大晏词具有哲思，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但另外不同的评语，则认为小晏“精力更胜”，欲将他们比南唐二主，李煜的成就自然远远超出其父，近代人夏敬观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撇开必欲将父子较高下的评论不管，夏敬观评语里的“微痛纤悲”四个字，却实在抓住了小晏词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特征。小晏和秦观一样，被评为“古之伤心人”，他的伤心，不是一种浃髓沦肤的悲恸，只是缓缓写来，却让人心头牵扯起一缕微微疼痛，铭心刻骨而又无以名之，惟有在“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的时分慢慢咀嚼回味。小晏的词，尤其适合寂寞的人独自品读。
　　
　　晏几道由豪门公子一落而至门户贫寒（他还曾因郑侠反对新法的事受牵连下狱，被神宗释放），经历坎坷，性情却极为孤高自许，连当时正受皇帝赏识、名动天下的苏轼想见他一面，他也予以拒绝，说道：“现在政事堂中的官员，大部分都是我家旧日的宾客，我也不曾有空见他们。”其高傲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目无下尘，这可能是苏轼在文坛间碰到的最大钉子，要知道连“拗相公”王安石也没有给过他如此冷眼啊！晏几道在未到致仕的年龄就申请了退休，居住在京城旧宅第之中，对于那些曾经是他父亲故交的显贵，从不去拜谒。《碧鸡漫志》中说蔡京曾经在重阳节、冬至节这两个节日里派人请他写词，如果换了别人，遇到这种时候，就算不乐意，也会敷衍着加入一点夸赞对方的词句，可以拿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何况晏几道一贫如洗，说几句惠而不费的好话以求接济，何尝不可？他却只是欣然写了两首《鹧鸪天》，词中全是描写节日风光，抒写自己的情怀，竟然没有一句提到蔡京。这种世家子弟的清高，并非矫情，实乃自幼培养起来的贵族气质，所以同书赞他的词中所流露的性情：“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是别人想模仿也学不来的。
　　
　　苏轼的好友黄庭坚和晏几道是至交，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当时不是没有名流赏识他，却不喜欢他不够恭谨顺从的态度，所以晏几道一生不得援引，陆沉于下位。晏几道自己也明白个中原因，却傲然不以为意，黄庭坚评价他：“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对于这个“痴”字，又特地作了解释，说他一共有“四痴”：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这段话非常形象，一个不屑奔走于权贵之门、不作官样文章、不通世务、天真坦率而又诚以待人的晏几道，跃然纸上，这种“痴”是一种执著，实在是可爱的。尤其是最后一痴：“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让人喟然，真诚的小晏，也许一生中遇到过不少背叛与辜负，可是他只以一颗简单的心去对待，只要他认为是朋友的，他就掏出真心诚意来，哪怕人人都负我，我也不负了自己的初心。
　　
　　可能正是这样的痴，使他在现实生活中诸多不如意，不免念念耽于过往，对往昔拥有过的快乐时光，格外追忆留恋。他在《小山词》前的自序中就谈到了自己作词是为了“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他旧日的好友沈廉叔、陈君龙家中有四个出色歌女“莲、鸿、蘋、云”（前面代表作的那首《临江仙》中就提到了小蘋。）擅长清歌，朋友间宴集，晏几道每写一首词，就付给她们歌唱，三人持酒欣赏，作为消遣的娱乐。但这段欢乐的光景并不久长，不久陈君龙重病不起，沈廉叔早早过世，记录着他们之间往事的词篇，遂与这些歌女们一起流落人间。追想旧日交游，如今却是死者长已矣，生者病不堪，往昔的温馨美好，一去不复返，能不使人怅然生悲！他自己写道：“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想必每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都难免会油然而生“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的同感，小晏以婉丽诚挚的笔触，将这一种恍然如梦的追忆之情写得纤细入微，轻易就能触动我们心底那一根弦，这大约也是虽然有不少词评家认为他意境不够深远，语言词调都缺少创新，却一直有更多的人对他推崇有加，喜爱不已的缘故吧！每个少年都会老去，每一段光阴都会成为往事，每一场繁华都会归于落寞，那时节除了回忆，我们还待如何？
　　
　　小晏的词作中，所提到的往事多而现实少，他最常写的，是虚无飘渺的梦境，是梦醒之后的怅惘凄凉：
　　
　　醉别西楼醒不记。
　　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
　　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又如：“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两首俱是《蝶恋花》，后者为词之上半阕。）有人据以考证小晏在江南曾经有过一个倾心爱恋的女子，其实未必然，小晏的追忆，并不纯粹是为某人某事而发，他所留恋的耽溺的，只是那一段曾经使他感到无忧无虑的时光，是永远也不能追回的情境。唐代岑参诗云：“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几千里。”已不胜恍惚迷离之致，而小晏“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即使在梦中，他也是悲伤失望的。
　　
　　他又善于写翻转而层层推进的词句，更进一步的作否定语，如《阮郎归》：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
　　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
　　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这种更深一层的推进，语更浓，意更悲，后世有许多词人都喜爱用这一种修辞，如秦观同词牌作品中结尾就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而近代对小晏极为推崇的王国维，也写道：“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鹊桥仙》）王国维的小令颇有北宋名家风范，学小晏的地方，正复不少。
　　
　　陈、沈二家的歌女莲、鸿、蘋、云，随着主人或死或病而风流云散之后，大约又流落到了别人家里服侍新的主人，小晏也有可能在别家的宴会上重新见到她们，重逢的时候，他是欣喜的，不加掩饰的写出这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由词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悦是单纯而无杂质的，旧人重见，当年光景，别后情怀蓦地都兜上心来，这一场欢喜来得如此忽然，竟使他不胜疑惑，担心是否又是自己的一场美梦，大约这样的梦，他平时也做过不少吧！秉烛相对如梦寐，色彩绚丽的以往渐渐复活，脉脉相对的这一刻就此定格，他甚至没有想到他们只是暂聚，旋即又要分离，留给我们的，只是这一刹那间的惊喜欲狂。
　　
　　小晏词中常常提到陈、沈二家的这四个歌女，尤其是小莲和小蘋的名字出现几率最高，但我觉得词人对她们的眷注，并不完全就是男女相悦之情，更深的可能还是对美的一种欣赏，对失去时光的无限眷念。他和柳永的市井化的爱情不同，更为关注体贴的，是歌儿舞女们的内心情感，他深切的同情这些身不由己的女孩子们，尊重她们“不将心嫁冶游郎”（这句化用自李商隐的“只将身嫁冶游郎”，却显得品格更高。）的倔强，怜悯她们“一春弹泪说凄凉”的苦楚。而在一首《采桑子》中，他所认识的一位“泪粉偷匀，歌罢还颦”的歌女，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换青春之后，他在滚滚红尘中也忘记不了这一双偷哭的泪眼，这个强忍悲伤，掩饰泪痕而供人取乐的女子，何尝不与他一样是人间的“伤心人”？小晏的词是如此容易击中读者心底最柔软处，是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双含泪的眼，有这样多情易感的敏锐心灵。
　　
　　也许没有比“痴”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古人以小晏比李后主，也就是抓住了他同是性情中人这一点。因为既真挚又痴绝的气质，他往往是一往不复的沉溺在对旧境的缅怀与哀伤之中，也是那么执著而毫不掩饰的流露出他的真情，从而使当时的道学先生也禁不住要受他小词的感染，如这首《鹧鸪天》词：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
　　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是描写他在某家宴会上见到一个歌女以后的思忆，其中“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一句，连素来以道学名家的伊川先生程颐听了，也笑着说：“这真是鬼才说得出的话！”言下颇有赞赏之意。这个程颐可是一个方正的人物，据说他曾与其兄程颢一起参加宴会，看见酒席上有歌妓，便即拂衣而去，次日尚对兄长没有退席耿耿于怀，被程颢嘲笑：“昨天座中有妓女，我心里却没有妓女；今天书斋里没有妓女，你心里却有了妓女。”这等道学先生，居然也被小晏词中幽微深挚的情意所撩拨，说出其语若有憾焉其心实深喜之的评语，是啊，但凡是有情的人，谁能对这一种“痴”全然无动于衷呢？
　　
　　关于小晏的妻室，记载无多，只有《墨庄漫录》里记载一件事：晏几道家中藏书很多，每次搬移都很麻烦，妻子很厌烦，说他：“简直就象乞丐搬漆碗一样当作宝贝！”晏几道写了《戏作示内》，其中有：“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的句子，说自己生平只有这些家当，又怎样不爱惜？从这条记录，看得出晏妻并不是丈夫的知心同道，但小晏遇到妻子的抱怨（这种抱怨可能更大程度是基于家境的贫寒而起），并不气恼，只是作诗开解，牢骚中不乏风趣，与他在外面待那些名流的高傲态度截然不同，也许这也是他“痴”的一种表现吧。
　　
　　晚清人桂念祖写了一首《菩萨蛮•读小山词》，极好的写出了小晏的人品与词品，姑以此为结束：
　　
　　才华已为情锁损，那堪又被多情困？
　　珠玉女儿喉，新词懒入眸。
　　
　　清愁消不得，梦入莲花国。
　　方信断肠痴，断肠天不知。
　　


　　赶忙订正一下：
　　不将心嫁冶游郎”（这句化用自李商隐的“只将身嫁冶游郎”
　　================
　　引用的诗句错了，查询一下是“不知身属冶游郎”。
　　出自李商隐的《蝶三首》之三：
　　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
　　见我佯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
　　
　　

词牌故事：踏莎行与画堂春 zt

踏莎行与画堂春

作者：阿夏


看到北宋名臣寇准“拓枝癫”这个雅号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个“癫”字真是神形兼备。不知怎的就想起那个在唐玄宗和杨贵妃面前大跳胡旋舞的安禄山。安胖子人长得又矮又胖，一个大肚皮拖在地上，可跳起当时流行的胡旋舞，可以一口气飞快地转它个百八十圈，也算一门绝技。


当然寇准可非安禄山可比，演绎小说和评书中，寇准的形象基本上是清官忠臣的代表，又智慧又勇敢，但这个道德文章和人品学识都堪称楷模的寇准其实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的形象，他既狂放豪饮又深婉蕴藉，完全不是评书传奇中说的那么俭朴和寒酸。就像这个“拓枝癫”的名头，如果不是跳拓枝舞的水平和痴迷的程度达到了一定的级别是不会有这样的名声的。唐人尚胡之风在北宋初年一代名相的身上居然还有残留并且发扬光大实在有趣。


真宗景德元年，辽军攻势凌厉，直趋黄河边上的澶州，威胁东京。寇准审势度势，智勇双全，逼迫着宋真宗亲自上前线抗辽。真宗还应该算一个心智与胆略不是太差的皇帝，碰上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寇准，有人在前拉，有人在后推，皇帝和大臣这一仗倒也配合得不算坏。与辽人签订的“澶渊之盟”，虽说还是赔钱赔物，但为北宋赢得了此后几十年的和平。胜利还朝后的寇准功盖群僚，家中夜夜笙歌。


这是一个春日的夜晚。晚宴即罢，歌舞刚刚开场。灯火通明的相府里，一只只如手臂般粗细的蜡烛发出耀眼华丽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加了香料的蜡烛燃烧所发出的特有的香气。重重的帷幔后面精巧的乐队和美丽的舞娘碧桃已经准备就绪。那个时候一般人家是点不起蜡烛的，蜡烛还属于非常奢侈的用品，大多是用的油灯，可寇臣相家里不光客厅里点了蜡烛，就连马厩和厕所里都一样烛火通明。


随着一声清亮的鼓点，舞蹈开始了。鼓声一声两声，咚，咚，咚咚咚，由慢到快，一声赶过一声。突然如风过林稍，一阵清脆悦耳的响铃，那是碧桃手腕上配戴的金铃在摇晃，人也如一阵风样地转入了舞池。婀娜俏丽的碧桃穿着艳丽的长裙，小巧的锦靴，珠链玲珑，舞袖飘举。随着伴奏的乐声和鼓声，她时而轻盈柔软，时而刚健明快。舞到急处，如一团飘扬的飞雪，眼前仿佛有无数的人影在舞动，彩云一般的罗衫如花瓣儿片片绽放。舒缓处，她眼波流转，曼妙含情。突然，一阵紧过一阵的鼓声又起，碧桃如一枝越转越快的牡丹花，飘到寇大人的面前，背向大人，向后一个深深的弯腰，用嘴轻轻衔起大人面前的酒杯，正对着寇准的手边，鼓声骤停，满堂喝彩。


好一曲风流妩媚荡人心魄的拓枝舞。这样的宴会和歌舞在真宗景德年间是开封城中一大盛景。当时的高官权贵没有人没有到寇准的臣相府欣赏过碧桃表演的《拓枝舞》。拓枝当为唐时西域地名，这种和胡旋舞一样都是从中亚一带传过来的民间舞蹈，在盛唐时候是非常盛行的，而到了宋已不是主流，寇准不知道为什么对此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有了碧桃吧，那个美丽聪明的姑娘，那时候东京城中最好的《拓枝舞》，不在皇宫，也不在教坊，而一定是在寇臣相的府中。


寇准简直是迷上了这样的舞蹈，看已不过瘾，更要亲自下场，与碧桃对舞，一边舞一边歌：“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棱，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不知道他狂跳拓枝舞是不是也有胡人的狂放。一个个长夜就在这样的欢舞中飞一样度过，清晨检点，蜡烛滴落的烛泪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一直对寇准的长相颇感兴趣，有时我想他的知名度不如包拯，可能一定程度上跟他长得没有包公那么有特色有关。按说寇准除了抗辽，断案的故事，生活中可比包公有趣许多，可看书中他的画像，大都一派儒雅，须发皆白，简直令人失望。


寇准还酷爱拼酒。还在太宗年间他就曾跟皇帝喝得个一醉方休。在澶州前线他也喝，看他喝醉了酒酣然大睡，真宗心头反到踏实。同僚及下属有些不善饮的人跟他喝酒不免叫苦。据说还有一个小吏因为跟他喝酒喝死了。直到一天，一个道士前来拜访，自称善饮，指明要和寇准单挑，寇准大喜，可与道士一对饮才知道，根本不是人家对手。一瓶下肚后，道士强要他喝，寇准笑道：“量不可加。”道士说了一句：“今后少劝人酒。”寇准喜欢劝酒的习性才得以收敛。


可是就是这样的寇准，狂到可以拉住皇帝的袍子听他把话说完，可以逼着皇帝上战场，可是他依然免不了宦海沉浮。两度入相，两度被贬。他也不是没有过妥协，真宗大搞天书事件的时候，他明明知道那是自欺欺人，可为了保住位子，他一样迎合了。皇帝怎么能允许谁功高压主呢？何况还有小人，以他的性格只怕是敌人多过朋友。


一直觉得遗憾，词牌中没有《拓枝词》，后来说的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等，是当时燕乐的歌词，没有像其他曲调发展成为后来专门供文人填词的词谱。否则它应该是一种类似于六州歌头那样的曲调。


在贬居道州的某个暮春时节，望着满园芳草，喜聚不喜散的寇准在庭院中摆下宴席，他要约朋友共赏春色。席间他突然想起几句唐人的诗：“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闲云相引上山去，人到山头云却低。”于是，写下了一首新词，并把它命之为《踏莎行》，即刻命乐工演唱：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春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此时的寇准满腹柔肠，情绪婉转，一副女子口吻，这跟那个澶渊决策的寇准委实判若两人。五代十国以来的花间词人们这时候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开宋词新一代风气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还要晚一二十年才会出生。寂寞的文坛上，寇准、王禹偁等人，提笔填词依然笼罩在浓重的花间尊前的气息中。从寇准可以自己填词赋曲的创作来看，寇准的音乐修养不错，这跟他喜跳拓枝舞是一致的。虽然自古惜春伤春之作汗充牛栋，但这首《踏莎行》依然算得上出色，失意与怀君之情借女子口吻道出，虽无新意，但长空暗淡、芳草渐远的意境悠远高致。自寇准后，用这一词牌填词的作品多延用这一路数。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

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是晏殊的《踏莎行》，炉香静逐游丝转，酒醒后天色居然还没有暗透，人在愁中，光阴也似过得格外的慢。



寇准少年得志，十九岁就高中进士，此后虽然几起几落，诗文虽然多凄婉深致好像和他豪放的性格不符，但他毕竟功成名就，平生未曾有抑郁断肠的忧愤，所以这曲《踏莎行》直到秦观的“雾失楼台”一出，才成绝唱：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园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男人最大的伤心事是没有成功的事业，千百年来未曾有过改变。所以后人说少游是千古伤心人。如果这个人还天生情感细腻，敏感而多情，那他是非伤心不可了。少游没有寇准那样的好运气，几次考试都落第，等终于进士人也老了。大好男儿写了很多政论策文，虽说主要是为了投主考官所好，但从中也可看出治世安邦的志向。可惜，现在流传下来被人赞赏的大多是他的伤心之作，这可能也是后世人不由自主地选择。每次落第，秦观都回乡闭门读书，孤馆春寒，且还要闭门苦读，年华如流水，隐隐有逃离尘世的意思，可我们知道少游偏是重情，不是对红颜，而是对他的老师苏轼。好不容易在国史院作了个校对一类的小官，可被视为苏轼一党，累遭贬谪，而他未尝有过丝毫怨言，难得的做人做得真。苏轼在秦观死后，痛自肺腑，将他“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题在自己的扇子上，悲道：“少游已矣，虽千万人何赎！”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

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销龙凤，画屏云锁潇湘。

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落红铺尽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

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拈花枝。

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秦观亦能自己度曲，这是他的《画堂春》，因为词中有画屏、画楼的字样，所以有了这样的名字。


画堂在诗文中出现是很平常的事，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诗》中有“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拂檐”的句子，这可能是画堂春色较早的描绘了。唐时大凡豪贵之家皆雕梁画栋，豪华富丽的厅堂都叫画堂。其实在寇准原创的《踏莎行》中亦有“画堂人静雨蒙蒙”一句，如果不是寇准那时脑中想到那几句唐诗，他完全有可能将《踏莎行》取名为《画堂春》。只是同样是画堂，寇准笔下的画堂和秦观笔下的画楼含义并不相同，就像他们的性格与人生完全不同一样。


《踏莎行》和《画堂春》吟咏的内容和曲调上的起伏基本相似，大都是伤春之作，因人而有境界高下不同而已。秦观这两首《画堂春》好在“放花无语对斜晖”，比那些“好花堪折直须折”的伤春玩春之作，岂非两个境界？看到这样的句子，你会伤心着他的伤心，惜春人亦如春色，浑然忘我，这样春色淹留的画堂也似一个象征，读书人苦读进取也可说为了有这样一座象征身份地位的画堂，而一旦被弃，画堂也成了禁锢雄心，消磨岁月的牢笼。


黄庭坚也作《画堂春》，没有春光妖娆，倒有秋意清凉。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

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

相伴蝶穿花迳，独飞鸥舞溪光。

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